网上科普有关“双重国籍的中国政策”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双重国籍的中国政策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 ，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

中国政府处理双重国籍问题的基本原则是：

①坚持一人一个国籍，不承认双重国籍；

②尊重当事人本人的意愿；

③选择了中国国籍的华侨 ，应当遵守所在国的法律、风俗习惯
，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 ，但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
。 1909年，清朝政府颁布中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后
，中国一直奉行血统原则：不管出生在哪里，只要是中国人的后裔 ，就是中国人。如在东南亚当地出生的中国人的后裔
，就自然拥有了双重国籍 。

在1955年印尼万隆会议上，中国就和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取消华侨的“双重国籍 ”身份
，让他们必须选择一种国籍
。

1980年9月10日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也首次以法律的形式 ，确定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定居在外国的中国公民
，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 ，本人出生在中国
，具有中国国籍；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 ，具有中国国籍，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
，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父母无国籍或国籍不明 ，定居在中国
，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。

我国的国籍法规定 ，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愿意遵守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 ，可以经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1）中国人的近亲属；（2）定居在中国的；（3）有其它正当理由
。

我国的国籍法规定
，中国公民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经申请批准退出中国国籍：（1）外国人的近亲属；（2）定居在外国的；（3）有其它正当理由。申请退出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 ，即丧失中国国籍 。 2003年由陈铎 、叶佩英等12名全国政协委员曾提出《关于撤销“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规定的建议》
。

2004年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提案第2172号

案由：关于撤消“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规定的建议案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公安部研究办理内容：1980年颁布的《国籍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据知
，自建国以来，我国也是不承认中国公民双重国籍身份的 ，此举在过去冷战及阶级斗争时期，对维护国家尊严
、外交事务、侨务 、国家安全等方面起过一些作用 。随着我国不断对外开放
，在国外学习
、生活、工作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新移民同老移民华侨们同样碰到难题。为了在居住国能较好地生存（考驾照 、买车、纳税
、上保险、上学 、就业等等），这些华人新移民不得已只好选择居住国的身份甚至入籍 。因我《国籍法》规定 ，“取得外国国籍的
，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于是不少华人只好心照不宣地保留两个国籍，有了双重身份 ，驻外使领馆一般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地对待这些华人。绝大多数这类华人心在祖国
、情在祖国、根在祖国 。

2004年12月28日下午在广州举行的留交会留学人员代表座谈会上
，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透露，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海外人才 ，中国正在考虑效仿印度
，为海外人才实行“双重国籍 ”的优惠政策
。

2005年民建中央在两会上建议：应修改《国籍法》，对应承认双重国籍。同时提出 ，若立即修改《国籍法》有难度
，可效仿港澳地区，弹性处理华人国籍问题 ，“如借鉴针对港澳台同胞的《回乡证》制度，给外籍华人颁发《外籍华人回乡证》
，也可参照香港的做法，向加入外国国籍的居民颁发《中国公民(海外)护照》作为返乡‘旅行证件’” 。

2010年全国政协委员 、吉林市侨联主席朱世增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建议 ，有条件地承认双重国籍乃是吸引高层次人才和广大海外华人积极参加我国的经济建设
、从法律上保护全世界华人华侨根本利益的有效手段。在今时今日的中国
，修改《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刻不容缓
。

2011年3月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建议
，在双重国籍还未出台背景下，为吸引并留住高层次人才 ，应建立特殊人才护照制度
，以人才护照替代大部分国籍政策的职能。

2011年3月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委员的提案—关于设立“海外公民证
”和“海外华裔卡”,吸引华人华侨人才的建议的提案

2011年6月29日，央视引述中国人保部副部长王晓初表示 ，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双重国籍 ” 。最现实的做法是进一步完善永久居留制度（即中国“绿卡
”）
，为已取得外籍的留学归国人才提供便利
。

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农工党中央常委、华东师范大学博导叶建农提出 ，“双重国籍”越来越多地成为没人管的“潜规则 ”现象。他建议针对“双重国籍
”，中国要么使之合法化
，要么就要认真监管，按照《国籍法》严格堵死这种现象 ，“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叶委员说，他个人觉得双重国籍没什么不好 ，“或许我还赞成 ” 。

2013年4月26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
。对普通公众而言，这原本是个关注度不会太高的法律案 ，然而
，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分组审议的公开发言，经媒体报道后 ，却引起了公众极大关注。

“双重国籍
”现象正式进入了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视野 。最近几年
，随着新一波新富阶层移民潮的兴起，以及频频曝出的“裸官”及贪官外逃事件 ，社会各界对“双重国籍 ”现象的关注愈发强烈
。然而，在如何看待及治理双重国籍上
，民间 、学术界乃至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

“双重国籍
”潜规则

我国1980年实施的《国籍法》明确规定，我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通过跨国婚姻等其他方式取得外国国籍的 ，“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但现实远非如此简单。

双重国籍的优势是
，可以“两头占好处 ”：既能享受欧美国家优渥的社会福利，又能在国内投资时得到特殊照顾 ，且不必承担来回奔波办签证以及购房
、就业、医保 、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限制 。这对于新一波海外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新富阶层更是如此
，他们多是投资移民，但主要生意仍在国内 ，对他们来说
，能同时保留中国国籍显得更有必要。

因此，最近几年 ，加入外国籍的华人为了能同时保留中国户口
，不少人刻意隐瞒其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事实，有的甚至采用改名、第三国（地区）过境等“暗箱操作”的手法
。这也导致了当下的乱象：明明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 ，却有大量的持有双重国籍的人存在。 事实上，“双重国籍
”还成为一些贪腐官员“暗渡陈仓”
、试图逃避打击的另一手段 。然而
，多起逃亡境外的贪官，不少是借助他国的护照出逃的
。《人民日报》曾刊发中央纪委研究室原副局级检查员、监察部监察专员邵景均执笔的文章称 ，一些违纪违法官员“有的甚至通过各种关系
，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双重国籍 ”，这也是我国在反腐斗争中需要注意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因此 ，国内不少民众呼吁严格管控“双重国籍
” 。

然而
，欧美华人则在不断呼吁中国政府默认或者承认双重国籍
。每逢中国国家***出访欧美，或者全国“两会”召开时 ，这些海外华人就会借助各种管道陈情 、呼吁此事。他们认为
，当前全球化时代，各国对高端人才的竞争十分激烈 。但由于受国籍限制 ，他们不能自由方便地回到中国来
，在签证
、定居、人才回流后的家庭安排 、子女读书
、创办公司等方面仍很烦琐
。若承认双重国籍，可吸引这批高端的海外人才和资金、技术进入 ，缓解中国因人才流失而带来的损失。

据2010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时下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而招商银行等机构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 ，在接受调查的资产超过千万元的富裕人群中
，近60%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可以说，时下 ，中国正面临着资金和精英人才的双重流失。

一些学者因此主张
，为了应对高端人才流失的严峻形势，中国亟需修改《国籍法》 。他们认为 ，虽然从主观意愿来看
，“单一国籍制 ”或许能阻止人才和财富的外流。但如果一个人具备了移民欧美的条件和主观意愿，那么 ，即使剥夺本国国籍
，他也会选择移民
。

对于外界担心的“双重国籍有助于贪官外逃
”，中国欧美同学会一位副会长对《南风窗》记者说 ，这种现象的确可能存在，但预防“贪官外逃”主要还是要靠其他措施
，譬如，加快官员财产公开步伐 、严管官员护照
、立法规定“拥有双重国籍不得担任国家公务员 ”等 ，而不是因噎废食
，据此全盘否定双重国籍。

“疏堵并用
”仍是权宜之策

双重国籍可能带来的制度风险也很明显 。首先，是司法管辖权的争议
。譬如 ，一个中国公民若具有双重国籍
，一旦他在中国犯罪后，可能会逃往另一国籍国 ，向对方国家提出外交保护要求
，或者该国主张“本国国民不引渡”，这就给中国司法机关的管辖带来了难题。其次 ，由于双重国籍涉及两个国籍国的政策协调
，因此它还有可能招致外交纷争 。

“允许双重国籍，确实会给海外华人回国投资、探亲等活动带来方便
。但修改国家法律 ，关键还是要从国家利益高度去考虑，不能仅仅为了照顾一个群体的方便和利益就放弃了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立法原则。 ”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戴瑞君博士对《南风窗》记者表示
，她认为在当前若承认双重国籍“利小弊大
” 。

此外，对当前阶层分化剧烈 、贫富对立意识严重的中国来说 ，若开放双重国籍政策
，实际上是赋予一小部分群体超国民待遇，使其成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 ，这只会加剧国内大部分民众的“被剥离感”和不平等感
。而且
，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仍存在，国民尚未完全实现迁徙自由 ，国内城市新移民在户籍
、子女入学、就业等问题仍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和根本解决的情况下
，贸然启动对海外华人的双重国籍，或将招致国内民众的意见反弹。

因此 ，对于是否要放开双重国籍的问题
，政府一直持低调 、慎重的策略，从未在这一议题上有所松口 ，最近几年，相关部门也开始收紧和清理事实上已存在的双重国籍 。只是这项动作悄然低调启动
，并未加以大张旗鼓宣传，不为外界所知而已
。

自北京奥运会后 ，中国驻外领事馆开始加大对双重国籍清理的力度。加拿大华人证实
，凡是在2007年以后新入加拿大国籍的华人，到中国驻加领事馆申请赴华签证时 ，必须携带原有的中国护照
，由签证官当面注销该护照 。这就杜绝了一部分入了外籍却仍持有中国护照的情况。

这种新动向从当下审议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上也能看到迹象
。鉴于目前我国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是由公安、外交等不同部门分别建立的，由于各自为政
、信息难以共享 ，这给隐瞒双重国籍留下了操作空间。因此
，这部法律草案已作出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台 ” 。此外 ，这部法律还规定
，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出入境时，边防警察将可采集、存储 、比对他们的指纹信息 ，这也意味着，今后
，一个人同时拥有中外护照的情况将会被轻易揭穿
。

除了严厉管控和清理双重国籍之外，中国也在采用更灵活的策略来消除单一国籍制带来的不利影响。譬如 ，在海外人才引进上
，中国在2004年就仿照美国，推出了中国“绿卡”（永久居留权）制度 。这年4月 ，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称
，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绿卡
”的签发范围，研究扩大外国人免签证入境和多次往返签证政策适用范围
。这也被视为中国在严堵之外采取的“疏通”策略。

此外 ，在《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第二次审议时
，应全国人大部分常委及欧美同学会等多方强烈建议，在普通类别签证中专门新增了一类“人才签证 ” ，以之为变通之策 。目前来看
，政府严管“双重国籍
”的思路在短时间内不会做出重大调整，但是“双重国籍”仍是未来的政策选项之一
。正如知名移民法专家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说的 ，当今世界是一个日益开放的时代，移民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唐朝和尚谁东渡日本 明朝谁七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
，有12万人参与，航程十余万里 ，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马来西亚、印尼 、菲律宾
、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不少华人是随郑和船队而来 ，并久居不返成为早期华侨的
。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
，“……闽广之民，造舟涉海 ，趋之若骛
，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 ”1 “到了明代中后期 ，在南洋各地的华侨大约在十万人以上 。
”2可以这样说
，郑和下西洋不仅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大门 ，而且间接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，提升了人们对移民收益预期
，促成更多的中国人前往南洋等地经商和谋生，对中国移民在海外生存和发展 ，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

一 、郑和下西洋的后续效应

郑和下西洋的最初动机
，不论是宣扬“王道 ”（天朝声望）
、“安外
”（安定海外），还是为了“绝患”（寻找文帝 ，杜绝后患）
，均可视为 明朝政府对外政策的一种调整，客观上对打通中国的对外通道 ， 发展对外贸易
，建立藩属关系，促进 和平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着悠久的后续效应
。

首先
，郑和下西洋宣扬了“天朝 ”声望。《皇明祖训》说过：“四夷顺则中国宁
”，因此 ，明政府将朝鲜、日本 、大梳球国
、小梳球国、安南 、真腊、占城
、苏门答腊、瓜哇等15国列入“不征之国” 。明成祖素有“万国来朝 ” 、“四夷宾服”的思想，借“耀兵异域
，示中国富强
”，以满足封建王朝唯我独尊的虚荣心
。可见 ， 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性质
，有着很强的政治性意义。在 郑和 下西洋的过程中，曾经 三次用兵击溃偷袭的海盗集团和图谋不轨者 ，以珠宝交易和自卫枪炮捍卫了明朝政府利益
， 宣扬了国威，提高了“ 天朝”声望；通过“怃外夷以礼 ，导人以善 ”
，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联系，进而对中国海外移民产生深远影响 。据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研究：“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 ，当不下五百四
、五十万人
，加上与土著人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
。
”郑和下西洋产生的示范效应 ，为中国移民大量地向外迁移创造了条件，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这也是海外移民崇拜郑和的深远的社会基础。

其次，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发展 。据史料记载：中国人到海外 ，自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秦朝徐福带领三千人东渡日本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但海外华人社会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却是出现在郑和下西洋之后 。郑和下西洋的成功 ，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
，大量的聚居而成华人的村落或城镇，并有“首目”主事管理 ，形成了较为稳定、完整的华侨社会
。鸦片战争爆发后
，中国已经沦入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血腥盘剥 ，加之政局长期地动荡不安
，尤其殖民资本的大举渗入，导致地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纷纷破产 ，大量农民流离失所，到处是民不聊生的惨象 。另一方面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已元气大伤 ，几乎是处于苟且掺延。为了维持落后的封建专治制度
，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的丧权辱国条约，包括割让土地 ，开禁沿海通商口岸
，承认西方列强招收华工的合法性等，海禁条约也在事实上被裁除 ，进一步加剧了海外移民潮的发展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海外华人社会
。

第三，郑和下西洋为华人迁移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知道 ，自从宋代发明了指南针后
，中国的航海技术就有了很大进步 。郑和下西洋不仅打通海外通道，开辟了沟通东南亚
、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航线 ，而且留下许多宝贵的航海资料和途经各地的详细记载，对中国人移居海外有着很大帮助
。为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交往
，明政府在南京设立“四译馆 ”，隶属于翰林院 ，用于专门培养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国家的外语人才。与此同时
，通过解决边患，设立宣慰司 ，扶持旧港宣使司
，敕谕暹罗国王等方式，沉重地打击了华人海盗集团和锡兰山的海寇 ，基本上消灭了海盗和 图谋不轨者 的威胁
，一定程度上 维护了海外侨民的利益， 有利于华人来往南洋群岛 ，使中国沿海地区居民的大量向外迁移成为了可能 。这样
，以广东 、福建沿海地区为主，广大的贫苦农民纷纷踏出国门 ，被迫到海外谋生
。有人估计，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
，中国的出国人数估计不少于1500万人。

二
、郑和下西洋有利于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著名的历史学 家吴晗 先生曾作过如下的评价：（1）经济上的收获 。郑和用瓷器、丝 、茶诸货物到南洋博易 ，政府和人民两受其益
。（2）政治上的成功。国威远播
，南洋诸国王，稽首来庭 ，甘为臣属 。（3）文化上的传播
。宝船迭出
，信使往来，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4）华侨移民增加及其势力的发展 。中国人在南洋的地位陡然提高 ，华人以其灵敏耐劳的手腕
，渐得当地人的信仰。3应该说，吴晗先生的评价相当的在理
。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国人的海外生存空间 ，保证了中国通往东南亚的海上航道安全
，对中国移民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 。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下南洋
”，也就是今天的南洋群岛一带
。 明朝开国后
，积极地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主要通过互派使团 ，外国“朝贡”方物
，明朝政府“赐赉 ”礼品等方式进行的，素有“厚往薄来
” 特征 ，明朝政府对朝贡使者均是“以礼待之”
，即使“私货来，皆倍偿其价 ”。而郑和下西洋 ，正是贯彻了封建王朝的“宣德化而柔远人
”
，“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思想 ，4使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交往达到了鼎盛时期
，东南亚国王先后访华，促使他们实施比较宽松的华侨政策 。据史书记载：到了永乐十四年（1416年） ，也就是郑和已经完成四次出访任务后，就有古里
、爪硅、满刺加 、占城、锡兰山
、木骨都束、溜山 、南渤利
、不刺硅、阿丹 、苏门答刺
、麻林、刺撒 、忽鲁谟斯
、柯技、沙里湾泥 、彭享
、三佛齐等十多个国家
，纷纷派遣使者来华
。“是时，诸番使臣 ，充斥于厅 ”。5郑和下西洋后
，就在东南亚各地，如印尼西加的三发、瓜哇的锡顺 、中瓜哇的三宝垄和苏门答腊的巨港等地 ，设立了下西洋的转运站
，作为船队休整、补给
、收容疾病随员以及接待华侨华人的停留点；并以 满刺加为贸易中心，建立了开展下西洋活动的中心据点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
，之后就有大批的华侨移居南洋的 说法 。“南洋华侨中心的形成，实肇始于郑和下西洋之时”
。6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也这样记载 ，在爪哇、加里曼丹 、菲律宾
、马来半岛
，有一千乃至上万的华侨。

其次，郑和下西洋宣示了“王威
” ，提高了华人移民的政治地位 。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每到一处，先是“开招、颁赏”
，按照国家礼节拜访国王，并送上从中国带来的珍贵礼物
。每当郑和的船队一到 ，居住在南洋群岛的华人移民便奔走相告
，高喊着“三保太监 ”来了，“三保太监
”专程看我们来了。究其原因 ，主要是当地华人深感郑和带来了国威
，而当地人看到了郑和庞大的船队后，也认为华人移民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 ，自然不敢对他们产生轻视 。 东南亚国家也因有郑和的访问
，对中国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从满刺加和苏禄王率团访华可看出一斑。自接受了明朝封赐以来 ，从永乐九年（1411）七月至宣德八年（1433）九月
，满刺加国王就三次率其王妃 、陪臣来华访问，得到了明成祖
、宣宗的热情款待 ，加深了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传统友谊
。华侨在满刺加受到了重视，如满刺加国王任命华侨担任港主
，负责处理中国和印度支那商船的事宜。7郑和下西洋后，苏禄王知道了中国疆域辽阔 ，物产富饶
，是个强大而友好国家，于是便携带王妃、王子和随从一行 ，共有340多人的大型使团访问了中国 。苏禄王到达中国后
，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中国的繁华景象更使他们流连忘返
。在回国途中 ，苏禄国的东王不幸病逝于山东德州
，除了大王子回国继承王位外，其王妃以及二子 、三子等十多人均留下守墓 ，后都不愿意回国
，最终卒于德州。他的后人定居在山东德州的北郊，安
、温二姓成了他们的姓氏 。文莱华人也认为说“自（郑和）王景弘到文莱后 ，华人地位大大提高”
。8

第三，郑和下西洋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增强了华人移民的发展能力。永乐初年，中国的粮食、棉花 、布匹供给充裕 ，手工业兴旺发达
，造船
、冶金等产业发展比较成熟，与当时仍然比较落后的东南亚、南亚国家 ，形成了鲜明对比 。郑和下西洋后
，带去了中国精美的工业制品，据《瀛涯胜揽》 、《东西洋考》、《西洋番国志》等书记载：这些物品包括青花瓷器
、青瓷盘碗、麝香 、烧珠
、樟脑、橘子 、茶叶
、漆器、雨伞 、金
、银、铁鼎 、铜钱
、湖丝、绸缎 、丝锦、铁制农具以及金属制品等
。9在按国之礼仪谒见国王后 ，郑和便将带来的商品与当地人进行交易
，中国的丝绸
、瓷器等深受他们的欢迎，郑和船队“所至皆有遗迹 ，凿山开路
，掘地取泉， ” 10 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源源不断地传入 ，对东南亚的当地垦荒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久而久之，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
，很快就盛行起来，在东南亚各国产生了“中国货
”的品牌效应 ，对经营着的当地华侨来说
，无疑是在免费为他们打广告，培植了当地华人的发展能力 ，打开了中国货的市场空间 。广大的华人移民也通过各种途径
，直接从中国进货，使他们所在的地区 ，很快就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
，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作用
。

第四，郑和下西洋传承了中华文化 ，增强了华人移民的民族凝结力。郑和下西洋除了“开招 、颁赏”与进行贸易外
，遵循“敷宣教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 ，变其夷习 ”的理念，率领船队“周游南洋群岛
，所至宣布大明德政，抚慰士人 ，
”11不断地向东南亚国家敷宣中国教化
，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改变落后发展面貌 ，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广泛爱戴
，“至今英荷二属均有三宝井留存 。”12当地人也乐意中国人移居其地，共同地发展生产 ，华侨华人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。13而华人与当地女子成婚
，开始形成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和融合发展的过程
。因此，在海外华人集中的地区 ，除了形成商业意义上的“唐人街 ”外
，华人移民还按照祖籍地习俗，修建了宗祠
、寺庙 ，成立各种宗乡社团会馆，设立私塾学习中文
，使之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如“唐人街
”挂着的“天涯海角饮水思源，入乡随俗落地生根”楹联 ，就表达了海外华人 以中国为荣
，入乡随俗落地生根的发展意念；“唐人街 ” 正是广大华裔诚信经商与传承中华文化的产物，它成了中国移民在海外活动的重要根据地 ，对增强华族的向心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

第五
， 郑和下西洋采取 震慑、怀柔的双重政策， 维护了华人移民 的正当权益
。明朝初年 ，海盗为害情况已相当的严重
，特别是一些贡使与商旅必经的咽喉要地，已被海盗所居 ，“凡有经过客人船只
，便劫夺财物”，致贡使 、商旅“来往若之
” ，危害尤甚。14 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，共进行了三次不得已的用兵 。郑和首次出使西洋
，在率领船队返航经过旧港的时候，遭到以华人头领陈祖义为首的海盗集团的突袭
。这支海盗集团以抢劫过往的客商和贡使的财物为生 ，企图“诈降邀劫”
，抢夺郑和船队所携带的宝物。郑和船队击溃偷袭者之后，活抓了海盗头领陈祖义 ，并将他押回京城就地正法 。当时虽然只是个别人从事不法勾当
，但已损坏了华人形象，也累及到许多的无辜
。陈祖义被抓和受到了正法后 ，在海外和当地的华人社会中产生了震撼
，这种“镇怃 ”行动，铲除了海盗集团的势力 ，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海外华人的利益。郑和的第二次下西洋
，在途经斯里兰卡时，该国的王子把郑和骗到了京城 ，强行勒索财物，并暗中派兵抢劫
，企图一起虏获郑和船队，结果阴谋没有得逞反而被抓获了 ，郑和就将他们带回北京献给明成祖 。但明成祖实行了宽大政策
，将斯里兰卡国王等人全部放送回国，不仅对海外国家起到震慑和怀柔的双重效应 ，也维护了海外华人的正当权益
，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

三
、郑和下西洋的借鉴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朝贡贸易及其促进民间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 ，激发了中国沿海地区人们向外追求财富的欲望
，直接提高了人们对移民收益的预期，有利于华人移民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 ，为中国走向世界、发展自己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时至今日
，郑和下西洋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

首先，大力弘扬郑和精神 ，“走出去
”来发展自己。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财富增值效应，激发了人们“走出去”发展的渴望
。中国是个人口超级大国
，超过了13亿人口，其中的劳动力人口达到7.4亿 ，比欧美发达国家的4.3亿劳动力还多3.1亿人。据有关的资料报道
，“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中国的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 。 ”15今后 ，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 、城市化进程以及西部大开发的加快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不断深化，未来几年内将释放和派生出大量的剩余劳力 ，从而形成人口迁移的巨大“推力
”
。事实上
，人才流动总是与劳动力
、资本的流动相伴随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移民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数量上统计 ， 中国的移民数量还比较少
，人口流动仍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
。我们应当 大力弘扬“郑和精神”，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继续放宽出国渠道
，让更多的国人通过合法的渠道走出国门，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 ，分享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入WTO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各涉侨 、涉外部门也要不失时机地“走出去 ”
，加强与海外的华侨华人联系，深交老朋友
、广交新朋友 ，不忘好朋友
，使海外华侨华人真正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 。

其次 ，鼓励华侨自愿地融入当地社会
，积极地参政议政
。移民的问题十分复杂，其中居住国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加强海外华侨华人的科技力量、经济实力和人才资源的有效整合 ，对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也是我们争取海外“侨心
”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发达国家将加大引进移民力度，通过不断地调整移民政策
，避免外来人口对社会系统造成的冲击
。据有关的资料估计，在今后的20 、30年间 ，如果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移民数量
，来自祖国大陆、香港和台湾的移居发达国家的新移民可能达到2000—3000万人，在数量上直逼现有的华侨华人规模。如果考虑到再移民 ，以及两岸关系可能导致的移民影响
，估计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规模还会更大 。因此，要密切关注住在国的局势变化 ，加强与住在国政府的沟通和友好关系
，认真地汲取经验教训，鼓励华侨华人抛弃自我的孤立心态 ，在当地化的进程中
，积极地融入主流社会
、 参政议政，努力捍卫自己的正当的合法权益。在华社的传承与发展上 ，要尽量地减少磨合期，做到取长补短
，互相提携共同地发展，在居住国与祖（籍）国发挥难以替代的桥梁作用 ，真正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

第三
，实施睦邻友好政策，为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郑和下西洋后 ，始终坚持睦邻、善邻的友好政策
，有利于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国家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建筑文化 、陶瓷文化和丝绸文化
，推进了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交流，推动了东南亚华侨移民与商业、宗教的共同发展 。时至如今 ，东南亚国家仍留下众多的郑和事迹
，流传着许多感人的传说（法力无边，万物听命） ，经常举办各种盛大的纪念活动，表明郑和不仅是“中国的”
，而且是“世界的 ”共同敬仰的伟人
。东南亚人民把郑和视为神明，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宝庙
” 、“三宝墩”
、“三宝洞 ”、“三宝井”顶礼膜拜 ，充分展示了“郑和精神
”已是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商品交流和对外交往的迅速增加，中国公民享受到了自由移居他国发展的正当权益 ，我国海外移民大量增加
，移民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目前，发达国家新移民已占到华侨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个别国家甚至超过 80% 
。如果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没有大的变动
，那么估计在未来的 10 多年内，新移民人数将占到发达国家华侨华人总数的七成以上。 新移民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延续 ，他们的发展壮大
，将从根本上改变华侨华人的地位，对我国的安全 、富强和发展都有利 。因此 ，我们要继续贯彻睦邻
、安邻、富邻的对外友好政策，促进我国的和平崛起
，积极地改善华人移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对我们增强海外侨界的后续力量 ，进一步发挥侨的优势
，更好地促进我国走向世界有重要意义
。

第四 、发挥海外社团作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
、根深叶茂 ，有着很强的黏合性和渗透力
，它是联接海外移民与祖籍国关系的“桥梁”和重要纽带 。近年来，从祖国大陆、台湾 、香港地区赴发达国家的留学生 ，每年都有十几、二十万人
，如果加上技术移民的话，每年由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留学移民
、技术移民及其家属有数十万人 ，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地之一
。新移民尤其学有所成的居留者
，他们的政治敏锐，善于交际 ，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，其实力和表现也逐步得到了当地华社和主流社会的肯定。华侨华人社团是团结海外乡亲
，凝聚爱国力量，联系祖国和家乡的重要纽带 。这年来 ，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
，不少的海外华人开始关心、参加甚至组建当地的华人社团组织，涌现出一批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社团领袖。在新的历史时期 ，海外华侨华人工作将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 、新问题
，需要深入地研究
。我们要鼓励新移民积极地参加老一辈组织的各种华人社团，积极融入当地华社 ，从中发现
、培养有代表性的华人“新人 ”
，有意识地支持和引导他们，把他们吸收到国内的各种群团组织中 ，为他们提供参政议政的舞台
，把他们培养成新一代的华社领袖，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切实引导华社的团结和有序发展。

鉴真和尚：公元7至9世纪，唐代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制的繁荣昌盛阶段制度
，而东瀛日本则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变革时期 。中国完备的典章制度与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对新兴的日本具有强大的魅力
。日本人认为：“大唐国者 ，法式备定
，珍国也，常须达。
”（《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因此 ，以大唐帝国为榜样
，激励着好学的日本人，不畏艰险 ，乘波西来
，先后来十二批正式的遣唐使来到中国 。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中日佛教的交往中，出现了阿倍仲麻吕西来 ，鉴真东渡的的佳话。鉴真是扬州的著名高僧
，担任大明寺的住持 。他精通律学，深谙戒法 ，在江淮民间享有崇高的威望
。唐天宝元年（742年）十月，他接受遣唐使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聘请
，东渡日本，去设立戒坛 ，宣扬律学
，以肃整教纲。从此以后，在12年的岁月中 ，鉴真等人胸怀大志
，历经艰辛，屡遭挫折 ，曾五次渡海失败
，直到天宝十二年（753年）十一月，鉴真等人才成功地踏上赴日传法的征途 。在日本的10年中 ，鉴真以忘我的精神
，把佛教戒律和唐人文化的精华带到日本，为传播中日人民的友谊种子作出重大贡献 ，至今仍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怀念和尊崇．

郑和： 本姓马，小字三保
，明云南人
。成祖时为太监，赐姓郑 ，航海至南洋 、印度
、波斯、非洲东岸等处
，开中外交通最远的航路，宣扬威德 ， 助马来西亚建国
，海外诸国争来朝贡。时人称为三保太监下西洋，是明代初年的盛事 。

在公元一四○五至一四三三年这段短暂的时间 ，总兵太监郑和所指挥的宝船船队
，七次英雄式的远航，遍及了中国海与印度洋 ，从台湾到波斯湾
，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非洲。虽然中国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欧洲的存在，但并不想去那里
。欧洲这个「远西」之地 ，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，对他们来说
，缺乏吸引力。在这三十年之中，外国的货品 、药物与地理知识 ，以空前的速度输入中国；相对地
，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 。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 ，如果中国想要的话
，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
。在欧洲大冒险
、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权。

但中国没有！

在宝船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 ，中国皇帝下令严禁出海航行
，并停止了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 。违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处死
。在一百年间，举世无双的海军 ，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反而使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肆虐。中国在对外大扩张时代之后，紧接着的是绝对闭关自守的时期 。十五世纪初 ，中国这个世界科技的领导者，很快地离开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就在同时
，正在萌芽的国际贸易和刚开始的工业革命，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现代。

当公元一四九八年 ，达伽马（Vasco da Gama）和他那支由三艘破帆船组成的船队
，在前往印度的途中，绕过好望角 ，于东非登陆时
，当地的居民向他们夸示精致镶边的刺绣青丝帽 。非洲人嘲笑葡萄牙人所拿出的小玩艺儿--小珠子、铃铛 、珊瑚项链
、洗脸盆--而且似乎不认为他们的小船有什么了不起
。村中的长老说，在很久以前 ，曾经有白色的「鬼」
，穿着丝绸，驾着大船 ，到访他们的海岸。然而
，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晓得他们来自何方 。宝船就这样从世界的意识中被遗忘了。

郑和与达伽马到达非洲的时间相差了八十年
。或许有人想知道：如果他们相遇 ，会发生什么事呢？了解大明帝国海军超凡的力量，达伽马以他八十五英尺到一百英尺长的小船
，敢不敢继续穿越印度洋呢？见过葡萄牙的破船，中国舰队指挥官会不会想在前进的途中踩扁那些挡路的蜗牛 ，以阻止欧洲人打开一条东西贸易的通路呢？

中国人绝非在历史上时常被述及的陆地民族
，中华帝国在文明的伊始就是熟练又爱冒险的船民。甚至在「中国」或「中国人」的名称出现以前，来自亚洲大陆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也就是大洋洲各种不同民族的祖先——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征服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地 。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 ，在哥伦布之前
，新大陆已经有了亚洲人的踪迹，而且许多证据显示：他们曾屡有来往 ，而非仅接触过一次
。

为什么中国不在那时开拓殖民地？

为什么当中国在海上有绝对的霸权之后
，放弃了强权？ 长久以来，中华帝国的皇帝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位赋予生命的父亲 ，不单对城邦小国如此
，同时对世界上所有民族也是如此 。这种认知回应了中国固有的观念 。天子既为上天之子，当然也是全天下的统治者
。早在基督纪元出的几世纪 ，中国人已经熟知一种概念：天下之大，尽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没有所谓疆界之分所谓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假如已经拥有一切
，还有什么理由要向外征服的呢？欧洲列强的侵略行为，超越了原本为了满足开拓东西贸易有利环境的需求 ，这种好战而类似十字军东征的殖民主义
，完全和中国人理想中万能的、半神性的天子背道而驰。因此，在中国皇帝身上看不到欧洲这种观念 。从明成祖身上当然也看不到这种观念 ，归顺中国所换得的报酬是本身的繁荣
。以这种方式对待未开化的民族可以提升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忠诚度
，这种远比加强驻军的兵力来的有效得多了。无论如何，明朝皇帝得到的结论 ，试着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维持驻军是愚蠢的行为
，因此明朝的皇帝从来没有作过这种尝试 。而欧洲各国殖民强还要再过四百年后才得到相同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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